我叫刘建国，今年六十九了。每次整理旧物翻到那张泛黄的粮票，我就会想起五十年前的黄土坡，想起那个扎着绿头绳的姑娘。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事，就是当年在她最难的时候，没像逃兵似的跑掉。

1974年春天，我刚满二十岁，坐着闷罐火车从城里到了黄土高坡上的向阳村插队。我们知青点一共六个年轻人，挤在村头的旧庙里，墙皮都掉得差不多了，晚上睡觉能看见星星。队长把我分给老支书家，让我跟着他家儿子狗蛋学种地。

老支书家有个闺女叫杏花，比我小一岁，是村里公认的村花。她梳着两条乌黑的大辫子，辫梢总系着绿头绳，眼睛亮得像山泉水，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。杏花不爱说话，但手脚麻利，每天天不亮就去挑水，扁担压得肩膀通红也不吭声。

刚到村里那阵子，我啥农活也不会。刨地时锄头总往石头上撞，割麦时能把自己的手划出血。杏花看我笨手笨脚的，就偷偷在我饭盒里塞窝头，趁没人时教我怎么握锄头省力。“城里来的学生娃，哪遭过这罪。”她总是红着脸说，说完就低下头摆弄衣角。

村里的光棍汉王二楞总盯着杏花，有事没事就往老支书家跑，送两个自家种的南瓜，或者帮着挑担水。有次我看见他堵着杏花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说话，杏花急得脸通红，我赶紧走过去咳嗽了两声，王二楞狠狠瞪了我一眼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“谢谢你，刘知青。”杏花低着头，声音细得像蚊子叫。

夏天收麦子的时候，队里抢工期，每天天不亮就下地，天黑透了才收工。有天晚上收工晚，我和杏花被安排在最后，负责把散落的麦穗拾进麻袋。月光洒在麦场上，像铺了层白霜。“刘知青，你看这麦子，饱满不？”杏花拿起一束麦穗给我看，月光照在她脸上，绒毛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我点点头，心里像揣了只兔子。我们俩默默拾着麦穗，只有麦穗摩擦的沙沙声。突然她“哎哟”一声，蹲在地上。“咋了？”我赶紧跑过去，看见她的脚被镰刀割了道口子，血正往外渗。“没事，小口子。”她想站起来，却疼得皱起眉头。

我背起她就往村里走，她的辫子垂在我胸前，带着股淡淡的皂角味。“放我下来吧，让人看见不好。”她在我背上挣扎。“别动，伤口会更疼。”我按住她的腿，脚步没停。那天晚上，我给她清洗伤口，涂了队里卫生室的红药水，她的脸一直红到耳根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俩走得更近了。她教我认野菜，我教她写名字。她把攒了半年的布票给我，让我做件新褂子；我把城里带来的塑料梳子送给她，她天天揣在兜里。有次队里放电影，演的是《地道战》，黑暗中她的手不小心碰到我的手，我们俩都像触电似的缩回手，却又偷偷在背后牵在了一起。

秋天摘苹果的时候，队里让我们去后山果园加班。收工后下起了大雨，山路泥泞难走。我们躲在看果园的小棚子里，棚子漏雨，到处滴滴答答的。“这雨怕是停不了了。”杏花看着外面的雨幕，有些着急。我生了堆火，让她烤烤湿衣服。火光跳跃着，映得她脸红扑扑的。

“刘知青，你将来……会回城吗？”她突然问。

“不知道，可能会吧。”我拨了拨火堆，“但我挺喜欢这儿的。”

“城里多好啊，有电灯，有汽车。”她低下头，“不像我们这儿，穷山沟。”

“杏花，这儿有你啊。”我脱口而出，说完就后悔了。

她猛地抬头看我，眼睛亮晶晶的。那天晚上，雨下了一整夜，我们在漏雨的小棚子里依偎着，说了一夜的话。到后半夜，她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，呼吸均匀。我看着她的睡颜，心里又甜又涩。天快亮时，我忍不住吻了她的额头，她醒了，没说话，只是往我怀里缩了缩。

那之后，我们像所有偷偷恋爱的人一样，在田埂上碰面，在河边约会。她给我绣了个荷包，上面歪歪扭扭绣着“平安”两个字；我把妈寄来的水果糖省给她吃，她总是剥开塞到我嘴里。我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，直到那年冬天我接到回城通知。

1975年腊月，公社文书突然找到我，说城里招工指标下来了，让我准备回城。我拿着通知，手都在抖。高兴的是终于能回家了，难过的是要和杏花分开。那天晚上，我在河边找到杏花，把消息告诉她。她手里的洗衣棒掉在水里，溅起一圈涟漪。

“那……你啥时候走？”她的声音有点哑。

“后天就走，文书说要赶紧去报到。”我看着她，心里像刀割似的，“杏花，等我，我回城安顿好就来接你。”

她点点头，眼泪却掉了下来：“刘知青，我给你纳了双鞋，你带着路上穿。”她从怀里掏出个布包，里面是双新布鞋，针脚密密的。

临走前一天晚上，我们在老槐树下告别。她把我送的梳子还给我：“你带着吧，城里姑娘用得上。”

“不，你留着，等我回来。”我把梳子塞回她手里，“这是信物。”

她咬着嘴唇，把绿头绳解下来系在我手腕上：“你看见这个，就想起我。”

回城的那天，天还没亮，杏花就来送我。她没说话，只是站在村口，看着我上拖拉机。拖拉机开了很远，我回头看，她还站在那儿，像个小小的绿点。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

回城后我进了机械厂当工人，每天三班倒，累得倒头就睡。我给杏花写了好几封信，都石沉大海。妈说我年纪不小了，该找个城里姑娘结婚，我总说不急。心里惦记着杏花，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。

三个月后的一天，我正在车间上班，门卫突然喊我，说有老家来的人找我。我跑出去一看，差点没认出来——是狗蛋，他黑瘦了不少，眼睛里全是红血丝。“建国，你快去看看吧，杏花她……她快不行了！”他抓住我的胳膊，手都在抖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：“咋了？她出啥事了？”

“她怀娃了！”狗蛋急得直跺脚，“现在全村都知道了，说她不要脸，王二楞天天在她家门前骂，我爹把她锁在家里，她三天没吃饭了！”

我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像被人打了一棍。“怀的是我的娃……”我喃喃自语。

“可不是咋的！”狗蛋抹了把脸，“她死活不说是谁的，我爹要把她嫁给王二楞抵债，她昨晚差点上吊，被我娘发现了！”

我攥紧拳头，指甲都嵌进肉里。“狗蛋，你等着，我这就跟你回去！”我转身就往车间跑，想请假。主任拦住我：“建国，你干啥去？正上班呢！”

“我请假！我要回老家！”我吼道。

“你疯了？这工作刚稳定！”主任瞪着我，“老家能有啥事比工作重要？”

我没理他，跑到宿舍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又去银行取了所有积蓄。妈听说我要回乡下娶一个怀了孕的农村姑娘，哭得死去活来：“建国啊，你傻啊！城里姑娘啥样的没有，非要娶个乡下丫头，还是怀了娃的，你让妈脸往哪儿搁！”

“妈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不能不管她！”我跪在妈面前磕了个头，“您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回来了！”

爸叹了口气：“让他去吧，是个爷们就得敢作敢当。”他塞给我五十块钱，“路上小心。”

我和狗蛋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，又转了拖拉机，终于到了向阳村。刚到村口就听见吵骂声，王二楞叉着腰在老支书家门口骂：“不要脸的狐狸精，怀了野种还想赖账！今天不嫁给我，就打断你的腿！”

我冲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：“你骂谁呢！”王二楞没想到我会回来，爬起来就要打我，被狗蛋拦住了。老支书听见动静出来，看见我愣了半天：“你……你咋回来了？”

“叔，我来娶杏花。”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她怀的是我的娃，我负责。”

村里人都围了过来，指指点点的。老支书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最后叹了口气：“进屋吧。”

杏花躺在炕上，脸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眼睛闭着，嘴唇干裂。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，她的手冰凉。“杏花，我回来了。”我的眼泪掉在她手上。她慢慢睁开眼睛，看见是我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：“你咋才来……我以为你不要我了……”

“我错了杏花，我不该让你一个人受委屈。”我把她搂在怀里，“嫁给我吧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”

她点点头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
当天我就去找公社登记，领了结婚证。没有婚礼，没有鞭炮，我把带回的钱给老支书，算是彩礼。王二楞不依不饶，天天来闹事，被我打了两回就不敢来了。村里人起初指指点点，后来看我真心对杏花好，也就不说啥了。

开春的时候，杏花生了个大胖小子，眉眼像我，我们给孩子取名叫“念乡”，纪念这段在乡下的缘分。我向厂里请了长假，在村里盖了两间土坯房，和杏花过起了日子。我学着种地，喂猪，虽然累，但心里踏实。

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考试，没想到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。我带着杏花和念乡搬到县城，一边上学一边照顾她们。毕业后我成了中学老师，杏花在学校门口开了个小卖部，日子慢慢好起来。

后来我们又生了个女儿，叫“思城”。杏花学会了骑自行车，学会了用洗衣机，甚至能说几句蹩脚的普通话。她总说：“要不是你当年回来找我，我早死在山沟里了。”我握着她的手说：“是你给了我一个家啊。”

前几年我退休了，带着杏花回了趟向阳村。老支书早就过世了，狗蛋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。当年的土坯房还在，院子里的老槐树长得更粗了。杏花站在树下，摸着树干，眼泪掉了下来：“还记得不？当年你就是在这儿背我的。”

我点点头，从兜里掏出个东西给她看——是当年她系在我手腕上的绿头绳，我一直用红布包着，保存了几十年。她接过绿头绳，笑了，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：“都褪色了。”

“在我心里没褪色。”我把她搂在怀里，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现在孙子都上小学了，每次家庭聚会，他总缠着爷爷讲故事。我就给他们讲黄土高坡的麦子，讲漏雨的果园棚子，讲那个扎着绿头绳的姑娘。杏花在一旁听着，一边给孩子们剥橘子，一边偷偷抹眼泪。

有人说我当年太傻，放着城里的好工作不要，非要回乡下娶个怀孕的农村姑娘。可我知道，这辈子做得最对的决定，就是当年那个转身——如果我没回去，就会错过一辈子的幸福。有些责任不能逃避，有些缘分不能辜负，就像那根绿头绳，虽然褪色了，却系住了我们一辈子的情分。

人这一辈子，会遇到很多选择，但关键处就那么几步。选对了，就是一辈子的圆满；选错了，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。我庆幸当年没做那个逃兵，才能在夕阳下牵着杏花的手，看着孩子们嬉笑打闹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啊。